近日，新的育儿补贴方案正式公布，明确为家有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家庭每年发放3600元现金补贴。当前，我国正面临生育率持续走低、人口结构深度调整的严峻挑战，这一政策的出台无疑释放出积极的生育支持信号。作为直接的现金转移支付形式，它意味着国家层面的生育支持政策已精准落地，开始为微观家庭提供实实在在的经济托举。

生育从来不是单一家庭的私事，而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“国之大者”。千家万户的生育选择，共同勾勒出一个国家的人口走向——生育率的高低，直接牵动着宏观经济波动、社会结构稳定乃至国防实力的根基。然而，对普通家庭而言，生育决策往往系于眼前具体的经济考量。政府以财政补贴为杠杆激励生育，既是在微调微观家庭的成本收益，更是为实现国家宏观人口战略目标铺路搭桥。

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分担家庭养育成本，对于重塑社会生育观念、营造鼓励生育的政策氛围，具有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。结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的“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”来看，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支持体系正在逐渐成型。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，需要在切实降低养育机会成本、重塑社会分工、加强政策保障、引导社会观念变革等方面持续发力。

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，降低家庭养育幼儿的成本。0—3岁的托育服务是当前育儿支持体系中较为薄弱的环节。由于托育费用高昂和普惠性托位供给不足，新生儿母亲在生育后往往面临高质量育儿和职业发展的两难抉择。这可能会导致家庭收入损失和女性个人职业发展受阻，是个体家庭生育决策中最重要的机会成本。政府应将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作为生育支持体系的配套措施。通过政府直接投资、补贴用人单位或社区、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，系统建设质量有保障、价格可负担的托育机构。只有当托育服务社会化成为一种社会常态，女性才能从繁重的育儿负担中解脱出来，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矛盾，其生育意愿才可能得到实质性提升。

进一步完善育儿假制度，强化父亲的共同育儿责任。传统观念普遍认为育儿是母亲的天职。当育儿成本（尤其是时间成本）完全由女性承担时，夫妻在生育问题上更容易产生分歧，从而导致生育率降低。设立独立的、不可转让的“父亲育儿假”，或对父亲提供有吸引力的休假津贴，鼓励父亲为育儿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，不仅能减轻母亲的负担，更有助于从家庭内部打破传统的性别分工。当养育孩子成为父母双方共同的、不可推卸的责任时，整个社会的生育文化和职场环境才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。

推动根除职场性别歧视，保障女性生育权利。对于职业女性而言，因生育带来的职业生涯中断、降薪或失业风险是生育意愿偏低的重要原因。尽管法律明文禁止性别歧视，但针对孕产女性的“隐性歧视”屡见不鲜。因此，政府必须加强劳动监察执法，对涉嫌孕产歧视的企业实行“零容忍”，并建立高效、低成本的维权渠道。同时，探索对雇佣育龄女性较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或补贴，将企业的社会责任转化为经济激励，从源头上改变“不愿招、不敢用”女员工的困局。

引导社会观念变革，为育儿“内卷”降温。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，既需要制度层面的支撑，亦离不开文化层面的滋养。当下，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催生了愈演愈烈的“育儿内卷”——从早教班到学区房，家长们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双重压力，这无形中推高了生育的隐性门槛。政府与社会各界应协同发力，倡导理性、多元的育儿观和成才观，推动教育评价体系向科学方向改革，为孩子成长“减负”。一个轻松包容的社会生态，本身就是对生育意愿最有力的提振。

归根结底，真正的生育友好型社会，是一项系统性生态工程。它需要普惠托育服务为家庭养育“托底护航”，需要父亲深度参与的育儿假来重塑家庭分工，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来捍卫女性的职场权益，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，驱散育儿道路上的“内卷”阴霾。唯有如此，生育友好才能从政策愿景转化为社会现实。（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陈建伟）

编审：高霈宁 蒋新宇 张艳玲